为中国开启“世纪之门”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速进行自身的变革。毫无疑问，这一变革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之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编者按
明天（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隆重开幕。作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一方面，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安定等多个层面看，中国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诸如促进社会公平、清除腐败、深化产权改革、建立民主政治等等，都显得极为迫切。
这一切，都有赖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实现。
从“一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1年的风风雨雨，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历史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曾经作出了深刻的揭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对此阶段的历史课题，学界不少人给了它一个这样的概括：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变。
而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执政”一词在中国政治话语中淡出了多年之后，再次被高层领导人频繁提及。江泽民同志在今年的“五三一”讲话中，一个核心表述便是“执政为民”。
江泽民同志在“五三一”讲话中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概念，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这一论述，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块内容中，“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两块显然都与“党的领导”这一块密切相关，都必须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和推动。
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加强自身的建设，推进自身的变革，已经成为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作为当今中国政治术语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词，“与时俱进”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相配套，是新时期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代名词，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开好“十六大”的思想武器。
观察家认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到“七一讲话”、“五三一”讲话，再到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郑重而冷静地面对自身的深层次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意识上、观念上，它将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组织方式、党员构成、党与国家关系等非常广泛的层面。
毫无疑问，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变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的历史任务、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为此，本报特地约请9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试图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王长江 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部副主任
胡 伟 上海交大教授、政治学所所长
王贵秀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理论动态》原主编
黄卫平 深圳大学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徐湘林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博士
桑玉成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法商学院院长
潘 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
胡鞍钢 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部分：
从“革命党”
到“执政党”
中央领导的权威论断
问：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一说法，到底只是学界的一种表述，还是已经成为中央领导的权威论断？
王长江：这个主题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我以前不太敢使用“革命党”这个词，开始的时候都是用“领导革命斗争的党，领导武装暴动的党”等等提法。如果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很容易被人反问：难道我们现在就不革命了？小平同志曾经讲，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你说已经不再是革命党，容易在概念上面纠缠不清。只是后来，中央领导也使用了革命党的概念。说我们现在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说很简洁，如果不钻牛角尖，也很明了。在大家都认可的前提下，可以用来表明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状况。
认识党的这种转变，自然会得出探索政党规律的结论。说到党，很多人就会说，党是有强烈阶级性的政治组织。你不要跟我说政党发展有什么规律，首先要弄清你这个党是什么性质的党。这样一来，你只能回答，我们是共产党，别的党是其他性质的党，不一样。在不一样的基础上再说话，你所能强调的就只能是你这个党的特点，你和别的党的根本区别，而不是共同点。于是就形成一个观念，似乎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党要前进，肯定要研究一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你始终停留在自己一个党、一种类型上，毫无疑问，就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这样一种规律的承认，即承认政党运作有规律可循。你是执政党，别人也是执政党，执政党和执政党有没有共性的东西？承认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承认它们有共同的地方。由此而论，这一论断确实是一种重大突破，是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立足点和起点。
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主要区别
问：执政党和革命党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胡伟：一般来说，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他的本质特征。因此，革命党首要的工作是进行阶级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通过阶级分析弄得清清楚楚。
革命党的存在有三个特点：第一，要有一个革命领袖，这种革命领袖产生于特定环境，他往往一呼百应，而且革命党在实际操作中也通常会把体制力量凝聚到领袖的身上，通过他动员民众，比如，大家一看到毛主席心就定了，就有方向了，领袖对于革命党非常之关键；
第二，要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它通常是革命领袖提出来的；
第三，要有一个铁的纪律，这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可能进行民主协商，即便有，也是很小范围的，体现在成员关系上，必然是领导命令型，靠铁的纪律来凝聚、整合这个党。
而作为执政党则不同，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里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作为执政党一般来讲都比较强调民主、协商。
王长江：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之后，它的任务和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革命党而言，任务目标就是夺权，运用的是暴力手段，同时要求有强有力的铁的纪律，党员就要冲锋在前不怕死。一旦执政，手里掌握了政权，目标和任务不可能再是夺取政权。手中有了权，它的任务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权。过去夺权的时候是给了老百姓以许诺的：原来的政权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社会更加快速地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使国家强大。这些许诺都要在掌握政权后去实现。这就是不一样的任务。
此外，执政党与革命党相比，所代表的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前提就是认为现存这个社会不合理，要推翻它。执政之后，如果继续用这套思维去思考问题，那就很麻烦。已经掌权了，如果仍然只代表个别阶级，将别的阶级统统排斥在一边，甚至采取消灭的办法，就会出大问题，整个社会会因此发展不起来。要想使社会发展起来，作为执政党，不能让社会各部分之间成天斗来斗去，必须想方设法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只要社会的这些部分仍然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不能去人为地消灭它们。
应该说，在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转变。“七一讲话”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想方设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是典型的执政党的思维方式。
潘维：什么是革命？从政治学意义上讲，革命是用最激进的手段推翻旧的政治结构，因此革命的成果远不如渐进变革的成果持久稳固。革命不应当是社会的常态。
那么为什么要有革命党？革命党的目的是动员人民。推翻旧有政府不容易，变更政府制度更难，社会革命更是极为艰难的事，需要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上个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有革命党？1900年中国4.5亿人口，几乎是今天美国人口的两倍，但帝国主义只两万洋兵就征服了中国，让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银子。一直到1944年，日本兵还在中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
因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能够动员一盘散沙的农民，让小农构成的、平静的“传统”社会“动”起来，用西方人的“现代”社会手段来抵抗西方贪婪的侵略势力。
当时中国革命党无数，但就组织中国农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采用的组织方式最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其能够最终胜出不是偶然的。
1949年后，只1年，中国就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阻挡在国门之外了，15年，就有了比较成功的计划经济，迅速建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并让中国人基本吃饱饭。这些皆是社会动员之劳，是革命的成就。
但是，一旦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必然面临向执政党转变，执政党的目的是坚持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只有将这四种任务完成好，方能继续执政。
如果说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动员，那么执政党的目的就是维护已有的体制，让社会在体制下正常运作。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制度化非常之困难，越成功的革命，革命的惯性就越明显，革命的“合理性”就越高，制度化就越难。
北京河泊厂胡同举行的升旗仪式。实现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 王景春摄
第二部分：
转变迫在眉睫
问：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确实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已经53年了，应该说早就是事实上的执政党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明确提出要实现这种转变？
沈宝祥：事实上，转变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了。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对党作了一个总体分析。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建国的时候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怎么办？只有努力地学习。这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的开始。
在执政方式上也存在这种转变。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际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避免政权的周期律的疑问时说，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也就是要搞民主。
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确实比较好地执行了民主原则，国旗国歌的确定等很多事情要经过讨论，有的本身就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当然这有一个背景，当时民主党派有一批有影响有水平的政治家，这非常重要，敢与毛泽东面对面地讨论问题。
但接下来的时间里，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遇到了挫折，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是革命党的思维，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结果是政治上天下大乱，经济上面临崩溃。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摆在共产党面前，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邓小平提出了三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向执政党转变的重新开始。
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把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并相应地提出要发展高度的民主。后来邓小平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引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执政党思维的体现。而“十三大”的报告更是有多处提到“执政”二字。
到了去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样一个命题被再次鲜明地提了出来。
所以，看上去好像是刚开始提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一转变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道路很曲折，有前进也有倒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显得尤其迫切。
问：为什么这一转变在现在变得尤其迫切？
胡伟：应该说是内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从外部来看，共产党在各国的执政规律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七一讲话”提出要探讨三大规律，特别是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那么规律在哪里呢？我想应该从整个世界政治发展的走势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寻找。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亡党，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该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内部看，十余年市场化改革的后发效应到现在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一方面，是人们从单位人向社会人急剧转变，社会自主性增强，利益结构多元化。
另一方面，失业、贫困等问题开始显现，社会矛盾加剧。党内腐败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和蔓延，党员的意识和构成也跟革命战争年代有了很大差别。综合国内、国际和党内的大背景，就需要共产党从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的发展潮流和演进方向中汲取经验教训，来确定我们的走向。
王长江：革命党思维之所以在我党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党之后，依然可以在相当长时期里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择了计划经济。如同沈宝祥先生所说，事实上，我们在1949年就已经意识到了要转型，但为什么还是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即高度集中的体制呢？这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
我们曾经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批判它的无政府状态，批判它无法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都在为自己干，必定导致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生产和社会需求相矛盾，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怎么克服呢？就是要统一起来，按照社会需要制定计划，然后按计划去执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不会有过剩，也就不会产生危机。这样一套设想就必然要求运行机制是高度集权的，要按指令行事，否则你一个想法，他一个想法，计划便无法执行。
这套高度集权的模式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那一套模式非常相像，也非常相适应。因此，计划经济的观念不改，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不改，革命党模式就有存在的基础。在这一点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充分体现出来了。
计划经济是靠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来运行，经济建设也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这跟打仗差不多。但问题是这一套东西行不通，它的动力是靠一种精神，靠一种理念，靠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要搞真正的经济建设，就要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白———“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要实现利益就得交换，交换就得要市场。所以，尽管我们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搞市场经济，但是没关系，只要承认人们的利益，承认利益的追求是符合人本性的追求，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必然导出市场经济的结论来。因此，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这是毫无疑问的。
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逐渐发现，管理这个国家不能用搞革命的那种方法。老百姓统统是没有自己思想的“螺丝钉”，由你去决定让老百姓干什么，不干什么，你去决定老百姓房前屋后应该种什么，那是不行的。要靠人民群众都能动起来，整个社会才会真正得到发展。这样一来，整个社会随着这样一种导向，管理方法就必须变了。后来发现，这种管理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都得这样办，这才终于弄清楚，执政是有自己规律的，和不执政、和搞革命都不是一回事。
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诉求。于是，民主的要求也就高涨起来。所以，这个转型与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
沈宝祥：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很自然的，社会矛盾增加，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我们是不同的，多种因素促成党必须要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徐湘林：建国以后，我们事实上取得了执政地位，但在整个执政理念以及经验和习惯上仍然沿用革命党那套东西，虽然制定了宪法，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体系，但在执政方面仍然延续了很多在苏区或者根据地的做法，决策中间可能会征求一点意见，但可听可不听。在执行中，一旦一个决策制定下来，马上就会通过各种组织体系进行全社会动员，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这种动员体制不转变就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天安门广场上关注全国“两会”的人们。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普通民众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李舸摄
第三部分：
作为执政党的法理基础
问：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一提到政权和执政党，人们往往会考究其执政的法理基础问题。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在今年第9期也鲜明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准确而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目的，决定并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义性、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现在提出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共产党和其他执政党一样，也要正视合法性这一概念？
胡伟：的确如此。有人说，共产党还有合法性的问题吗？共产党难道不合法？我的回答是，合法性是政治学的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合法性和政治体系紧密相关，一个企业存在法律概念上的合法不合法问题，但不存在政治学概念上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只针对政治体系而言，不管是政权还是政党，都有合法性的问题。
具体说，合法性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这就是合法性，合法性丧失就意味着人民对政治秩序和政权不再信任、支持和认同，得不到人民信任、支持和认同的政治秩序和政权很容易崩溃。
问：那么，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是靠什么来维持它执政的合法性的？
黄卫平：共产党最初的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农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改变原来不合理的制度，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土地要求，以换取最大多数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
因此，建国之初，我们的合法性是革命的合法性，是通过革命的成功来获得的合法性。革命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愿望，这样的合法性是事实上的合法性，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的情况下，革命成功就是合法性的证明。
现在讲市场经济用脚投票，中国人民当时是用行动投票，支持共产党夺取政权，当时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夺取政权以后，自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建国之后，经济建设也“抓革命促生产”，但实践证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样的做法产生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政治上不断的动荡，经济上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文革”后期，合法性开始出现问题。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当即提出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靠经济发展换取老百姓的支持，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手段是很奏效的，全社会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极大改善，改革使绝大部分人获益，自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拥护。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经济建设，通过经济绩效来体现的。
但是，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能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现在历史证明，这是不行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再加上中国加入WTO，整个经济更是和世界经济联成一片，因此中国经济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还取决于周边国际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的社会是很贫穷的，基数很小，增长很快，很长一段时间是两位数的增长，我们现在保持7％到8％的增长速度，依然很高，但很显然，基数越来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会慢下来。如果速度只有5％、4％，老百姓是否就会丧失信心？
所以，如果把执政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危险的。
胡伟：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对经济绩效与合法性的关系有很好的阐述：有时候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会带来合法性，有时候合法性会促进有效性，但是，有时候有效性并不见得能增加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也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说，不是说有效性不行就一定会丧失合法性，毛泽东时代勒紧裤腰带也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的威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们现在比较多的观念是：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拥护，但如果把政权的合法性和政党的合法性维系在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上，就会出现合法性的困境。一些国家当它经济还在发展的时候，合法性没有问题，而一旦经济稍微出一点问题，政权就面临危机甚至倒台。
徐湘林：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当经济快速发展时，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提高，社会不公平的矛盾被掩盖，而一旦经济停滞下来，社会矛盾马上就会爆发，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甚至是暴动和政治动乱。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问：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应靠什么来维系？
胡伟：执政党的合法性靠什么维系呢？我认为主要靠体制和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把统治秩序跟它的绩效脱钩，即使统治绩效不好，人们也不会觉得统治秩序有问题，它只是具体掌权人的问题。
美国政治学者伊斯顿讲合法性包括三层意思：政治共同体（国家、集团）、体制、统治者，他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分开的，一个人可能不支持统治者，但是他可能会拥护这个体制，一个人可能会不喜欢这个体制，但他可能会拥护这个共同体。
在西方社会，政党轮流更替，但基本的政治秩序合法性并不会因此受影响。领导人犯错误，跟统治秩序没有关系。克林顿有一个性丑闻，老百姓骂克林顿，但不会有人说总统制、三权分立的体制有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于，把这三个层面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种认识集中体现在“文革”期间，反对党的某个领导人就是反对这个党，反对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的公敌，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这种推论其实是很不利的。
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西方的这一点，这三个东西应是分开的，而不是捆绑在一起。
民主制度是使这三者加以区分的最有效的机制。
通过民主制度获得的合法性，我们将其称为制度合法性。应该说，制度合法性才是最稳固的合法性。
问：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忽视了这种合法性？
王长江：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处理好合法性和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我想，与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类似，在合法性与效率这两点上，执政党不能过于偏向一方。
对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它对于资本主义过于偏重合法性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如果一味强调合法性，讲究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结果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但是，如果不讲合法性只讲效率，也是不可以的。为了强调效率，我们逐渐就把议行合一的体制变成党政合一，变成相对集权的体制。这样一种体制，效率确实体现出来了，但老百姓并不满意，它甚至会动摇你的执政地位。
这说明，作为一个执政党，不能只考虑效率问题或者只考虑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但是，最主要还是存在追求效率而忽视合法性的问题。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体现到极致。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既没有效率，又削弱了合法性的情况发生。
这种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主要是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如政党的权力边界在什么地方？讨论这个问题容易被人扣一顶帽子，叫做削弱党的领导。这样一来，正确的边界区分没有办法做到，这方面的问题的确比较大。但是，我们必须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实际上就是执政规律。
亚洲金融风暴重挫了香港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一国一地经济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的趋势更加明显。
第四部分：
党内民主和民主政治
问：我们已经提出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这一命题，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题？
沈宝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它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重点是要实现党的现代化。我觉得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同时，必须和党的现代化相结合。
我们党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现代政党，但应该说现代化程度还很不够。邓小平讲的我们党有五个弊端，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说这些弊端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这些东西不符合政治文明的要求，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必须革除。
我主张，实行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发扬和发展党内民主，要进一步实现党的现代化。
王长江：前面已经说过，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捏在一起，想方设法地增强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大家怎么跟你干？因为你是执政党，你是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公共权力是为全社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对全社会负责，要把社会上各种有用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当年有人在延安时问毛泽东：“你认为什么是政治？”这么大个题目几句话谁也不好答，但毛泽东看问题确实厉害。他说，“政治嘛，就是把你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个思维是很好的。而且在这里面，执政党的一套执政理念就体现出来了。在搞革命的时候我们是有敌人的，我们要尽量减少敌人的数目。主要方法，就是武力消灭。在建设的时候，该武力消灭的已经消灭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也逐渐被淘汰了，剩下的都是社会发展所需的，不可缺少的。这时候执政党就要努力去凝聚他们。想方设法把大家捏在一块儿干。
从这个角度讲，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提出要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进入党内，这是增强党对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的一个重要开始。
胡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通过把工人阶级放大，使更多的社会阶层进入共产党内，成为党的群众基础或者阶级基础。但是这样做仍然有局限性，因为工人阶级的范围不可能无限放大，这个思路肯定是不行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让什么人入党，而是党内的运作模式要改一改，即通过什么机制，使新的成员能够既受到约束又能够进行适当的政治参与，如果没有渠道，那就很可怕，就会为非法渠道留下市场，那真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运作模式要变，这种模式不是动员模式，而是常态的管理模式，要从非常化的东西转到经常化的机制。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是要建立一种民主的模式，民主的体制。
决策体制里面民主是很重要的，但是民主还不仅仅是决策，民主还涉及到党员的权利、监督，权力的制约。从党内到党外，应该一步步来。
问：如前面所说，执政党获取这种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便是民主政治。在目前，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步骤是实行基层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看待基层民主自治的作用？
黄卫平：基层民主实验是值得肯定的，它甚至在开始推动党内民主的实现。基层民主发展一段时间以后，老百姓发现村民委员会主任、乡镇长都可以选，但是无论村里还是乡镇，书记都是最大的，这也就是通常说的两委矛盾，这个矛盾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两票制选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谁当书记让老百姓投一下票，只有大部分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人才能作为党的领导班子候选人，这种尝试，将会进一步加强党支部的合法性。
这样的思路既没有动摇党的领导，又增加了选上来的人的合法性。这是基层党支部选择的套路。这个套路也许有很多弊端，但毕竟走了群众投票这套程序，应该说是好的。
“十五大”以后，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发动的结果，实际上是给党内民主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人们逐步发现，中国的党内民主如果不发展，人民民主没办法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王贵秀：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应该得到支持和研究，但是从整个国家发展民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对之寄予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
原因在于，基层民主运作起来非常艰难，在整个从中央到地方纵横交错的权力体系的大环境下，它的生长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或者市县领导的支持力度，如果遇到不开明的上级领导就会夭折。
尽管村民自治有法律的依据，但在目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中，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靠它推动党政民主，根本推不动。
发展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必须从党内民主突破，从高层开始，基层民主继续完善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实质性的推进，不能在外围打转，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当然党内民主要有一个通盘设计，考虑中央、地方、基层，大致上原则是什么，从哪儿开始，重点突破哪个环节，这可以具体再研究。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沙岗村小学的村委会选举现场，墙上革命导师的画像似乎在注视着古老中国正在进行的基层民主实验。王景春摄
第五部分
更重要的是法治和制度
桑玉成：除了发展党内民主、逐步建立民主政治之外，关键的一点是要确立起法治的权威性。就其有效性来说，任何政党以及任何领袖的权威，都不及宪法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政党需要善于利用宪法法律的权威。
我认为，具体来说就是，光要求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还不够，更需要的是利用其执政的地位，维护并确保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
在执政党党内，还有必要遵循党章的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定，在“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句：“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少数还是多数，无论是下级还是上级，无论是全党还是中央，都服从宪法、法律和党章。”
胡鞍钢：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及时调整、主动改革的历史过程。建国以来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发展方向曾不断变化，大体经历为三个重要时期，即1953年—1957年时期：党的基本纲领是“一化（工业化）、三改”，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涨时期，这是第一次经济建设时代；1957年—1978年时期：党的基本纲领改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年至今：党的基本纲领是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第二次经济建设时代。
我认为，进入21世纪，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应该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开创制度建设时代。
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型。中国社会不仅经历经济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还在经历社会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上述两种转型的成功又都取决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动转型和成功转型。
党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当执政党给人民带来正面的利益的时候，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的时候，人民能够与之达成谅解。不要以为只要蛋糕做大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或危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愈来愈弱，如果继续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一个异己的偶然的力量。
作为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至少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即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实际上，以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时代。过去10年，中国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在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确定明确的目标，强化其建设力度与强度。
潘维：我认为，在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都在增大的背景下，政治改革的选择余地并不大，无非是三种：（1）以不变应万变，不作实质性的变革。这是最容易，也是常人最可能的选择。（2）以法治为导向，以变革吏治为核心。这是最困难的，是冒着风险主动变法求新。（3）以民主为导向，以扩大“人民权力”为核心。这不大可能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第一种选择归于失败的后果。
推行民主当然重要，但是，也要警惕将民主迷信化的倾向。事实上，在国际上，近20来年的第三波民主化大潮，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与进步。在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里，经济日见凋敝，腐败大幅增加，政府在衰朽。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法治的欠缺。事实上，西方国家并不是单纯地实行民主，而是辅以深厚的法治传统和对政府的权力制衡。没有法治，民主制是脆弱的。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弱点是缺少法治传统与精神，如果法治的精神没有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是简单地实行民主，那么，我们可能将得到世界上最糟糕的政治制度———有民主缺法治的制度，这将使金钱政治泛滥，黑社会政治兴旺发达，社会四分五裂。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取向。他们的取向并非偶然，法治政体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要求，也是任何一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目前的问题，是要使法治真正落到实处。
所以，我认为，执政党的改革应该是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改革为核心任务，以咨询体系为主的民主作为辅佐。用大约20年的时间，中国可以完成政体改革任务，法律在我国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国人民将生活在稳定和公平的社会环境里。
王长江：在我看来，江泽民同志的“五三一”讲话，不但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指出了一个全面、系统、明确的目标，而且也为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我们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关键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结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都不是小事情。要把它们都落实下来，不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停留在人人喊口号上，而应该切实地按照已经明确的方向，即“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严肃地、而不是敷衍地去研究我们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一转变，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一套可行的制度和程序，以便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